中美：共同应对贸易不平衡与气候变化

　　IMF的预测显示，2012年中国的GDP将达到7.7万亿美元（按市场汇率换算），这几乎是美国GDP（15.5万亿美元）的一半，是整个欧元区GDP的60%。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给全球产出贡献5820亿美元，占全球经济增长率的26%；美国的增长将会给全球产出贡献2750亿美元，占全球增长率的12.4%。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两国责无旁贷。本文将重点关注中美在两个全球问题当中的责任——贸易不平衡和应对气候变化。

　　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

　　中国不能够只享受开放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好处，而不去遵守适用于主要经济体的“规则”。

　　在中美经济关系当中，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大额贸易逆差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人民币升值是纠正双方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机制，而人民币有控制的缓慢升值过程，也引发了中美双方的意见分歧。近年来人民币经过升值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不像高峰时期那样严重。在2006和2007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达到了GDP的6%，而中国的顺差达到了GDP的10%。在高峰时期，美国的逆差达到了8000亿美元，而中国的顺差达到4100亿美元。2010年，贸易不平衡有所缓和，美国逆差降为4700亿美元，而中国降为3000亿美元，分别占两国GDP的3.2%和5.2%。2011年，美国的逆差额和2010年持平，占GDP3%；而中国的顺差则继续收窄至2010亿美元，占GDP的2.8%。如果这一趋势能够持续，那么全球的决策者们就可以宣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胜利解决，继而转向其他棘手的国际难题。但是，由于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汇率政策调整，今后中美两国的不平衡仍将继续扩大。IMF预测，到2016年，中国的顺差将会达到8500亿美元。据我个人估算，美国的逆差会在2016年达到GDP的4.5%，约为8000亿美元。这样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大的威胁。

　　贸易不平衡重新扩大的原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中国目前的出口增长放缓；而当全球经济复苏后，中国出口将恢复快速增长。在正常年份当中，除非人民币有显著升值，否则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会持续增长，每年新增加的贸易顺差约为GDP的0.8%。当然未来几年由于欧洲市场的萧条，实际速度要偏低。著名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出口部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其本币的真实汇率将会稳步升值。除非货币当局允许本币升值，否则贸易顺差就会大幅增长。相应的，对美国来说，随着国内经济的好转、欧元区持续疲软和国际油价保持每桶100美元的高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会增大。

　　如何看待全球不平衡问题？有观点认为，全球不平衡造成了2008-2009年的次贷危机，我并不赞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美国自身，包括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不足、次贷的过度发行等等。现在全球经济正在从严重衰退中艰难复苏，有大幅贸易顺差的国家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复苏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前者将减少后者的出口需求，削弱其经济复苏的动力。尽管和2008年高峰时期相比，中国在全球需求中的占比已经缩减了一半，但是未来中国贸易顺差将再度增长到高位，在主要经济体恢复到充分就业之前，中国的高顺差将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2000年中国尚未加入WTO时，出口仅占全球出口额的4%，而美国是中国的三倍，占全球的12%。到2007年，中国的出口超过美国。2011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10.6%，而美国占8.4%，德国占8%。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角色，不能不顾自身的行为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根据博弈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因此不能再充当“免费搭车者”。中国不能够只享受开放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好处，而不去遵守适用于主要经济体的“规则”。国际贸易和金融当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是大国不能人为压低汇率，以此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实际上，在GATT（关贸总协定）的第十五条中，明确规定WTO成员国不能用汇率操作“意图阻挠”贸易自由化。对于一个贫穷的非洲小国来说，多数国家会允许该国低估汇率，以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但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欠发达的小国，中国必须逐渐认识到，要根据全球经济平衡的长期需要来制定汇率政策。

　　目前人民币已经经历了两轮升值。从2005年至2008年，以贸易加权计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实际升值1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8.1升至6.8。中国经常账户余额相应下降，从占GDP总额10%降为5%。但从2008年中开始，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国再度采取固定汇率，同时释放人民币购买美元，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至今已经达到3.2万亿美元。2010年6月，中国央行重启人民币升值，从那时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8%（从6.83升至6.30），按照贸易加权计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7.5%（部分受中国国内高达5%的年通胀率影响）。

　　尽管人民币仍在升值当中，但还是被低估。我和同事约翰·威廉姆森认为，当一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或逆差不超过GDP的3%时，该国的汇率就达到了“基本均衡汇率”。我们把这一标准作为符合大国国际责任的基准。2011年11月，我们所作的计算显示，在

　　2016年前，如果要把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从6%-7%降至3%以下，那么人民币贸易加权后的升值幅度应为11%，这意味着未来对美元升值的升值幅度达到23%左右。同时，中国的几大贸易伙伴也需要通过本币升值来削减顺差，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符合“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摆脱出口依赖，转为依靠内需。人民币升值也符合增加国民收入的目标。人民币升值停滞或者放缓，必然造成国内通胀走高，引起社会不稳定。尽管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出口部门失业，但从发展制造业满足国外需求转为发展服务业满足国内需求，这一过程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因为服务业比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度更高。

　　人民币升值将会改善美国逆差过大的局面。人民币升值11%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将减少2200亿美元，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将减少450亿美元。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将增加365000个工作机会。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并不影响中国的贸易顺差，但数据显示这样的判断站不住脚。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7年占GDP的10%，降为2009-2010年的5%，其中2/3的降幅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其余1/3是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少。另一些专家反驳说，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够拉动美国的就业，因为美国已经不再是主要产品的生产国。但数据显示，在美国国内有大量的制造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轮胎、家具、化学产品和钢铁等主要门类。而且，美国新增就业的一半都是在出口部门，在出口领域也显示了强劲的生产能力。

　　为改善不平衡问题，美国也应当承担起领导者责任，着手进行财政改革。到2030年，美国面临的最严重财政危机是对老年人和贫穷人口不断增加的医疗支出。美国经济现在正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需要谨慎把握财政改革的时机。如果削减开支和增税的举措过早过度实施，将会遏制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更高的失业率。美国衰退的延长将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但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应该尽早出台今后几年进行财政改革的可靠方案。

　　奥巴马政府的新财政预算中，把2012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定为8.5%，2013年为5.5%，2014年约为4%，之后降为3%。尽管国会尚未通过，在此财政计划下，公众持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会从2011年的68%，升至2014年的峰值78%，从2018年之后稳定在76%。但实际上，假定美国经济表现正常，而2001和2003年的减税方案在今年底到期之后还将持续，那么直到2020年左右，美国的财政赤字才能保持在5.5%，而公众持有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在2022年达到94%。因此，要想达到政府制定的目标，相应的财政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改革的步伐可以不那么激进，比如2013年的赤字目标可以定为6-6.5%，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这样的目标会比较安全。理想的情况是财政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医疗、社保的改革进程相互配合，防止在2020年之后赤字再度激增。但是，和奥巴马的方案相比，很多政治家会呼吁更大的开支缩减和更少的增税。如果在财政改革上再度出现和去年债务上限相同的政治瘫痪，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么2001和2003年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就会到期终止。那样的话，财政改革的任务就会比奥巴马的方案更加艰巨，对经济复苏的威胁将会相当大。

　　应对全球变暖

　　在这个领域当中，美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是一个“免费搭车者”，并没有履行其大国的责任。

　　在遏制全球变暖方面，国际社会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进行合作。在这个领域当中，美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是一个“免费搭车者”，并没有履行其大国的责任。美国一直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在2009年11月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承诺在2020年实现比2005年减少17%排放的目标，到2050年减少83%。在过去两年中，因为经济衰退的影响，在这方面的政治意愿有所降低。2009年年中，国会议员韦克斯曼和马科提出了一项议案，目标和美国在哥本哈根的承诺相似。但是，国会并没有通过这项法案，减少排放的目标也没能成为法律。

　　在全球变暖方面，国际社会公认的目标是把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时代高2 C之内。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2010年，中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6%，美国占16.4%。以累积排放总量来计算，美国远超中国，占全球1900年以来排放量的28%，中国占10%。全球各国首脑直到1990年才意识到全球变暖问题，从1990年起计算累积量，美国占全球的21%，而中国占17%。到2020年，按现有的经济增长预测，中国在1990年之后累积排放量占全球比例将会超过美国，达到20%，而美国这一比例将为19%。想要达到2 C的目标，即使哥本哈根会议制定的2020年的排放目标达到，之后也必须更大幅度的减少排放，全球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在2050年前降为1.4吨，几乎等同于印度现在的排放水平，而美国现在这一数字是19吨，中国为5吨。

　　非洲、拉美和南亚的贫穷国家在全球变暖当中可能受到的损失最大。印度的农业产量将在2080年左右下降30%-40%，非洲和拉美将下降15%-25%。尽管中国和美国远离赤道地区，并不会直接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中国和美国也难以幸免。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本世纪后期，中国的大米和玉米的产量将会大幅下降。《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2050年中国西北的冰川面积将减少30%，全国供水将受极大影响。如果全球变暖不受遏制，已经出现的多种恶劣气候现象还将增加。

　　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承诺，到2020年前，减少人均GDP碳排放40%-45%。同时，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还保持着过去20年的水平。那么事实上，未来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人均GDP排放量也会增加，在2020年达到每年7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为了达到遏制全球变暖的目标，中国和美国在2020年之后都必须大幅减少对碳能源的依赖。我个人估算，2030年中美两国每年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支出，约为GDP的1%。很多经济学家赞成中美和其他碳排放大国采取国际通行的二氧化碳定价标准，用高价格来减少碳排放。2020年前，每吨二氧化碳排放价格约为25美元，2020年之后将继续提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估计）。各国将征收碳排放税，最终形成国际定价来减少碳能源的使用。

　　在未来几十年当中，中国和美国必须积极合作，在全球发挥领导者责任。对于中国来说，回到依赖出口顺差的发展模式是危险且不可持续的。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中国已经提出了从出口依赖转为内需拉动的转型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决策当局应该允许人民币继续升值，终止外汇储备的过量积累，推动利率市场化。美国则应克服党派政治在财政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者责任。

　　（作者威廉姆·克莱恩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本文经本版编辑曹理达翻译，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40人论坛英文网站：www.cf40.org.cn/index_en.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