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路径”分论坛文字实录

　　和讯网消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3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和讯网全程播报。4月3日上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与路径”分论坛在博鳌举行，以下是分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参加这次的讨论。

　　主持人：欢迎参加这部分的讨论，我们讲的是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我是David MARSH，来自伦敦。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先生，亚洲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大都会人寿高级执董Lawrence Greenwood，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Geoffrey Riddell，他以前在AIG、普华永道工作过，现在在香港工作，主要是关注亚洲和中东的市场。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Steve Howard先生。

　　主持人：我希望大家关注事实，而并不是关注一些泛泛的理论，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些细节，希望大家可以这一节获得很多事实。另外我希望把这一节讨论分成三个部分。首先请所有嘉宾用2-3分钟作一个基本介绍。然后我们关注三个问题，中国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对特别提款权会做出什么。以及美元、欧元、人民币都会发挥什么样的相关作用。特别提款权会发生什么作用。第二，中国在货币改革方面会做些什么，中国本身如何使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当然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了，中国需要继续努力，能够逐渐地稳步使人民币实现国际化，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并不是国际社区所做出的决定。第三，治理的话题。亚洲的国家，比如日本、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以及在IMF、世行当中如何发挥更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最后我们希望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原则，将来我们如何系统化进行改革。首先请戴行长介绍一下，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96年你就非常关注中国的国际收支，那个时候经常帐户开始开放，如何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人民币如果国际化，这对中国经济、中国人民有什么好处？以及对国际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戴相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老题目、大题目、难题目，但是年年讨论还是有进步。我简短地说明我的观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可能只是建立由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组成的，他们的汇率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是我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首先要继续发挥美元的作用。在世界外汇储备的美元还是占50%以上，美国是经济实力最大的国家，继续发挥美元。但是美国要把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率的水平要降到跟欧元区差不多，甚至于更好一点。那就是赤字不要超过3%，债务率不要超过60%，现在的债务率是100%，美元适度贬值40%，所以我们用美元计算境内外的债务，我认为应该继续发挥美元作用。第二，应该支持欧元的稳定和发展。美元的问题，欧洲债务问题，不是货币问题，还是财政问题。现在欧洲中央银行向1000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了近万亿欧元再贷款，市场流动性已经比较好了，市场反映也比较好。欧洲稳定基金也增加了。我相信欧元的急风暴雨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还没有看到天晴。欧洲成立以来一直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一直是克服困难前进，我希望这次也能够这样。

　　戴相龙：我认为要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去我们官方语言没有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货币。人民币走出去，发挥在贸易结算、投资当中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外汇局长也讲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多次说过人民币国际化分三步，首先把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去年我们人民币结算在贸易里的结算量相当于一年进出口货物的10%，汇丰银行估计今后三年可能在贸易里面占30%，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而且收付率已经是1：1.7了，不但人民币出去，人民币收回的也多了。第二个问题，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投资的货币。1996年12月31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向IMF宣布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当时我们预测大概用10年时间可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来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又出来美国金融危机，所以这个改革放慢了步伐，但是我认为现在是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好时机了。现在我们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有七大类，40多项，应该讲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基本可兑换，现在唯一的是外币不能进入中国购买人民币的产品。现在过渡的办法是核准了境内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然后给他一个额度，让外币到中国来买人民币股票资产。下一步很可能会把这个额度，把这个机构增多，额度加大。达到最后使用这个额度也没有多大作用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会加快步伐。加快步伐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印度那样。

　　戴相龙：就是我们上市公司自己会声明我的外资比例可以达到一个额度，比如30%或者40%，外国的合格机构投资总数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的比例不能超过一个额度。每一个投资人不能超过5%，这样的话，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旦超过自然就停止了，在那个程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基本就可实现了。中国出去也更容易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必要太长。五年或者更多，我估计会很大的进步。第三，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改革，使人民币成为很多国家中央银行可以持有的储备货币，最好的流动资产。过去觉得很遥远，我认为这个也会加快，因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已经升值了30%，而且去年9月份以来，在香港人民币汇率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人民币汇率比较适当的区间。所以说将来还会有可能继续完善人民币会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但是它的升值肯定是出现一个呈双向浮动。所以人民币汇率就处于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我相信人民币兑换中间价浮动从过去0.3%到现在0.5%，将来它可能还会更大一点，所以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利率改革也会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就成为很多国家中央银行喜欢交易持有的，因为它是稳定的，也会成为中央银行的流动资产，所以人民币也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个是中国的需要，也为世界上取得一种稳定的、交易方便的货币，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然在这个同时我们也会关注SDR的改革。

　　主持人：谢谢。在去年一个讨论上，您说人民币有可能占到世界储备货币的10%，在今后10-15年中。戴理事长您仍然持有这个观点还是认为这个速度会加快？

　　戴相龙：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是可兑换的货币，但是可兑换的货币不一定是真正的国际货币，因为有20多个国家的货币都说我可兑换，他能不能说是世界上国际货币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不安成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也成为国际的储备货币。储备量应该占到我们国家比例的10%，IMF总裁拉加德女士最近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讲她说人民币没有理由不可以成为国际货币，和中国经济实力相当，但是她没有说10%，和经济实力相当，就应该不是很低。我认为标准高一点，10点多，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主持人：Lawrence，在这样的改革进程中，亚洲发挥了什么作用？

　　Lawrence Greenwood：我认为博鳌亚洲论坛对全球、亚洲的意见交流非常有贡献。我在代理市长和李行长之间，使我感到格外的谦逊。我想谈谈区域性的亚洲金融安排以及在世界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应对金融危机。我们现在看到南欧过去一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个话题格外贴切。任何国际货币安排当中都有两个目标，首先有一个监控的目标去找到一些漏洞，通过一些政策加以填补。第二，提供一些融资功能来预防和解决危机。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在进行一些改革，比方对金融体系监控方面。这里我更多讲的是区域性的，特别是亚洲，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部分国家都采取了一些自保的措施防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他们外汇储备都相应提高。当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亚洲只有两个国家的汇率和融资成本受到了影响，即韩国和印度尼西亚。

　　Lawrence Greenwood：这两个国家以外币计值的短期占比都很高，但是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很快就恢复了信心，而且和美联储进行了双边货币互换。印度尼西亚也和多边援助机构签订了协议，很快解决了问题，而且他们采取了稳健的银行业政策、财政政策。就亚洲的多边安排，过去有过清迈倡议，这是由多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十年发展形成的。2010年，清迈协议范围进一步拓宽，这种横向的有关的区域性金融安排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的额度，并且和IMF项目也进行了协作。在2010年的时候，设立这样一个机制并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但是这个区域安排变得越来越强大，规模增加了一倍。东盟10+3，他们5月份还要开一次部长会议，他们打算把1200亿美元额度提高到2400亿美元，这样在东盟10+3设在新加坡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虽然是一个独立机构，但是他们也负有对10+3国家的金融状况进行监控的职责，找到他们金融体系的漏洞，并且以同行评议的方式。

　　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机制会不会跟IMF一争高下？

　　Lawrence Greenwood：这种机制也有优势，也有劣势。区域性安排的优势并不是一争高下，而是带来了竞争。没有哪一个机构就是完美的，IMF也犯过错误。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犯过错误。亚开行那个时候的政策现在事实证明也不是最好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区域性安排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好处，通过同行压力的方式，在一个区域让同行互相促进，让彼此熟悉的国家互相施加压力，这也是一个区域性金融安排的优势。另外一点，我们还要看看有关的政治问题，在今天亚洲我们还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好的看法。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并不是出于金融、财政考虑，他们不愿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从劣势角度来说，亚洲国家可能不愿意彼此互相批评，因为亚洲人本来就是很礼貌的，不愿意互相批评邻国。当需要真正进行对话的时候，同行评议的压力并不能有效形成。然后就是一个复杂性，我们看到复杂性是在上升，我们看到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就是因为欧元区的决策过于复杂，造成决策缓慢。在亚洲要想进行同样的决策难度更大，因为亚洲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小，一个共同机制更加困难。

　　主持人：我想请Steve Howard秘书长谈谈，昨天意大利总理也过来了，他说欧洲的问题是过去几十年彼此之间过于彬彬有礼了。亚洲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是全球基金会的秘书长，能不能从您的角度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和亚洲之间的关系。亚洲由于美元和欧元的乱局，使得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一些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