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只针对一代人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以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标志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如今走过30多年的路程，调整的最佳时点已经错过。不过还犹未为晚，越早调整越主动，越晚调整越被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如是说。

　　重阳节已过，但中国老龄化问题热度不减。

　　根据全国老龄办数据预测，继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后， 201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预计未来20年是中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3年前后将翻番到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最高年份将增加1400多万。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13.7%上升到2053年的34.8%，将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过去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快的人口政策调整，显得日益迫切。

　　“以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标志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如今走过30多年的路程，调整的最佳时点已经错过。不过还犹未为晚，越早调整越主动，越晚调整越被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如是说。

　　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全国1.18的超低总和生育率，调整1980年出台的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导的人口生育政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调整政策是履行当初向人民做出的承诺

　　《21世纪》：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和初衷是怎样的？

　　田雪原：1980年3-5月，中央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就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生育一个孩子会产生哪些后果、采取什么措施等，展开相当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应当大力控制人口增长，赞成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很多，由于我受命起草会议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梳理，了解较深入一些。

　　如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劳动力供给不足，出生率下降将导致出生人数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不会引起老龄化过于严重，造成老年负担过重；会不会形成家庭421代际结构（4个老人2个成年人1个孩子），这是生育一个孩子持续下去的自然结果；会不会引起性别比例失调，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受性别偏好驱使更多地选择男孩子等。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各抒己见的讨论，每个问题都做了当时可能做到的详细阐释，进行了科学论证。

　　最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时间长短：如果搞两代人以上，这些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主要限定在一代人，那么这些问题就不至于过于严重。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主要着眼点放在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即25-30年、最长不超过30年。30年以后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减慢下来，就有条件并有可能对生育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实行新的生育政策了。

　　30多年的实践表明，当时的分析和估计是实事求是的，比较科学的。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谈论的诸多问题，当时差不多都估计到了，并且做出防患于未然的判断和决策选择。

　　《21世纪》：如何看待政策执行30年后的成效？现在是否到了需要调整政策的时候？

　　田雪原：一代人就是25年左右，政策目标期就是到2005年最迟到2009年。其间学术界关于政策调整之声不断，然而却不见有调整的迹象。我有些坐不住了，觉得应该把当年的一些情况讲清楚，让广大群众了解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来龙去脉。因为讲得越清楚，群众心里越明白，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越有利，越有可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于是，我一面撰写列入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书系”之一《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专著，一面撰写文章“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公开发表。专著和论文概括地阐述了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和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始末，特别指出当前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什么“心血来潮”，而是恢复初衷，履行当初向人民做出的承诺。证明此时调整生育政策不是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恰恰相反，是贯彻执行当年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如果说1980年向中央书记处的内部《报告》看不到的话，那么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则写得清清楚楚：“30年过后，尖锐的人口形势可以缓解，也就可以实行新的生育政策了”。“新的生育政策”所指，不需诠释，就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

　　人口形势的五个变化

　　《21世纪》：现在人口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转变？

　　田雪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所谓更替水平就是总和生育率低于2.1，母亲净再生产率下降到1.0以下。即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是负数，只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总体人口还要增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生育率保持下去，就会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现在，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依稀可见。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已经启动由人口压迫生产力向着生产力压迫人口方向的转变，即前面提到的由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向着发达国家人口问题类型的转变。完成这个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

　　第二个判断，是劳动年龄人口由升到降拐点的到来和即将到来。 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达到74.5%，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拐点刚刚越过；2017年绝对数量达到峰值，是不久即将迎来的另一个拐点。当前，虽然“黄金时代”尚未结束，但是第一拐点或者叫刘易斯第一拐点已过，第二拐点不久即将到来，“盈利”、“红利”的减少直到转为“亏损”、“负债”是不可改变的。这一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长期的积累效应是深刻的。

　　第三个判断，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第六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到9.1%，与过去的预测比较，显示出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城乡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趋势也由此决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一是要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体系，二是要关注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影响将越来越大。

　　第四个判断，是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人口结构还包括人口城乡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视。城市化率由1990年26.4%提升至2011年51.3%，年平均升高1.2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人口城市化史上是仅见的，也由此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人惊呼“城市化大跃进”，需要“叫停”；也有人说，中国城市化“落后了”，滞后于工业化。

　　我以为，虽然“大跃进”论说过了头，但是确实存在城市化速度、数值、占地等的虚张，需要调整。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坚持走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避免城市化“拉美陷阱”。

　　第五个判断，是出生性别比持续走高的趋势。这个问题1980年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曾经提出并建议采取宣传教育、提高妇女地位、运用法律手段等，防止生育上的人为性别选择。据我所知，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对此十分重视，国务院分管领导曾经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只是成效不大。

　　政策调整越晚越被动

　　《21世纪》：鉴于目前人口上述5大形势的转变，我们的政策应怎样调整？

　　田雪原：不过不同时期重点有别，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主，将高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

　　第二步完成由数量控制为主向素质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转变，同时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当前处于这一过程之中，一方面人口数量控制不能放弃，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至人口零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素质提高尤其是结构调整越来越迫切，权重应逐步提升。

　　第三步在人口零增长以后，依据届时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实现全方位的适度人口。

　　《21世纪》：目前应怎么调整呢？

　　田雪原：我仍坚持原本提出过的意见。就生育政策来说：一是“双独生二”（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2个孩子），现在绝大多数省区市均已实行；二是“一独生二”（夫妻双方有一个独生子女，可以生2个），先农村后城市；三是“限三生二”，即除符合规定的少数民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保证不生育三个以上孩子前提下，农村可以普遍生育两个孩子。